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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5-20 09: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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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一个27岁的中国女孩执导的短片《门神》获得了奥斯卡奖(学生单元)最佳叙事片奖,这个叫刘雨霖的女孩成为李安之后又一位捧得奥斯卡小金人的华人导演。消息传到国内,人们对刘雨霖的名字还稍感陌生,但随后,疏远的面纱揭开了——刘雨霖是著名作家刘震云的女儿。

  2016年11月11日,这对父女联手创作的电影《一句顶一万句》即将上映,刘雨霖执导,父亲刘震云担任编剧。刘雨霖告诉记者,二人之前的合作可以追溯到她小时候,当时刘雨霖和父亲创作了歌曲《谁也不喜欢谁》,歌词大意是“你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你,我们谁也不喜欢谁。”

  刘雨霖说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刘震云从来不给她加菜、盖被、嘘寒问暖,但是在她人生的重要时刻,父亲永远陪伴在她身边,交流不多,却彼此心通。刘震云显然在心底深以女儿为傲,此前,他管刘雨霖叫“老刘”,刘雨霖做导演后,刘震云对女儿的称呼改为“导演”,刘雨霖在旁笑说:“我们家特和谐,我爸被称作是‘刘老师’,我和我爸管我妈叫‘郭老师’。”

  刘老师和郭老师对于“导演”的教育也一直采用民主、自由的方式,可是只在某些时刻现身的刘震云在刘雨霖的生命中,显然占有重要的位置,刘雨霖坦承:“刘老师对创作的态度,对生活的态度,以及观察生活的角度,对我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刘雨霖的《门神》与这次的《一句顶一万句》都选择在河南老家拍摄,在刘雨霖看来,这片故乡土地上的人们与父辈的血脉相连,“他们与我并不生疏,他们就是我们身边的普通人。”从小牵着父亲的衣角去菜市场的刘雨霖顺着父亲的目光,看到的是生活本身,是生命的深处,那里面没有名利的杂质,就像是看透世间种种的刘震云老师总说的那句话:“嗨,谁比谁强多少啊!”

  儿时

  两个礼拜能吃顿麦当劳肯德基,

  就觉得生活很幸福了

  刘震云对女儿刘雨霖的人生规划毫不干涉,他的建议是:“你做饭不错,可以当厨师,如果能把羊肉烩面做好了,我去吃的时候还能免单;你喜欢当导演,这当然也是可以的,看你自己怎么选。”

  刘雨霖自己的选择是当导演。不过,刘雨霖最初的梦想是当一名访谈类主持人,倾听那些成功人士的故事,于是,她报考了中国传媒大学的播音系。可是到大二时,刘雨霖心中的电影梦却如脱缰的野马,怎么也拽不回来,于是,刘雨霖向父母表达了自己想出国读电影的想法。一向对她“放养”的父母自然没有异议。刘雨霖顺利考取了纽约大学电影学院导演系的研究生,这所学校以培养了李安、马丁·斯科塞斯、伍迪·艾伦等多位大导而声名远扬。

  初到国外接触完全陌生的知识,刘雨霖说自己一下子蒙了,内心产生挫败感,甚至开始怀疑自己为什么要学电影。这时,她得知冯小刚导演要拍电影《一九四二》,刘雨霖决定休学,去《一九四二》剧组实习。这次,父母依旧没有异议,冯小刚则很痛快地给她安排了场记的工作,所谓的场记就是要每天守在导演身边,守在演员身边,天天捧着剧本读。这部戏拯救了刘雨霖,在剧组待了一年后,再回到纽约大学,刘雨霖发现以前的难题完全变成了小事情,内功大涨的她自信了很多,“以前我考上纽约大学,是知道自己要走电影方向,但是那一步始终没踏下来,是悬空的状态,冯导演是我导师,让我把那悬空的脚步踏到了地上。”

  之后,学生时期的刘雨霖完成了让她一鸣惊人的、获得奥斯卡学生最佳叙事片奖的作品《门神》。《门神》讲述的是农村里一个普通家庭的故事。7岁的小姑娘伶俐天天在家盼着妈妈的回来,家里人对她说过年贴门神的那天妈妈就回来了,在这一年春节贴门神的时候,她的“妈妈”终于回来了,却给伶俐和她的家庭带来了无法挽回的改变。和《门神》一样,刘雨霖花费两年时间筹备拍摄的《一句顶一万》同样是在河南老家拍摄,同样关注的是小人物。

  对于刘雨霖这样一位出生于大都市的“85”后,且是无忧无虑带着光环长大的名人二代,怎么会对农村中小人物的故事感兴趣?记者眼中的“不可思议”,刘雨霖却是一副“理所当然”的表情:“小时候父母虽然给我足够空间,可是我没觉得自己比别人优越,那时候两个礼拜能吃顿麦当劳肯德基,吃顿稻香村的炸鱼肠,就觉得生活很幸福了。所谓名人,是社会对他们的认可,而不是对我的认可。”

  刘雨霖也不认为自己拍的是小人物,“他们是被我们忽略的人,是我们每天都能碰到的人,他们无处诉说,但他们心里存的事,何尝不是天大的事?”

  刘雨霖的这份悲天悯人显然与她自小耳濡目染有关,她小时候喜欢扯着父亲的衣角去菜市场,坐在小板凳上听大人们聊天,母亲是第一代公益律师,她曾跟着母亲走遍乡村,“很多妇女身上的故事是感天动地的,我心中有很多这样的故事,我都想去拍。能听到那么多普通人故事,是我的福气,是他们召唤我,主动找到我。”

  无形之中,刘雨霖投向生活的目光,也像父亲刘震云一样敏感透彻,周围人一个眼神和动作,或是一句话,也能让她学到很多。她对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我留学时,有一天要去林肯中心看演出,之前在星巴克咖啡店逗留了一会儿,我看到窗外有位30多岁的乞讨者,外表穿得特别邋遢,可是那么脏的手里捧了杯特别干净的冰镇咖啡和一块曲奇,她的眼中充满感激,仿佛这杯咖啡让她看到生活的希望。这时,有个位掏垃圾的黑人大叔走过,我发现这个女人在召唤大叔,然后把手里的曲奇掰了一半,分给对方,那一刻,夕阳西下的光打在这个女士的脸上,我觉得她是今天出现在我生命中的天使,她呈现的是非凡的奇迹时刻。我就赶紧把星巴克剩下的点心都买了,正好我还有一个带着中国结的小桌布,我就一起都送给了她,这位女士看着我,一副震惊的样子,她对我说:‘你是我的天使,让我看到了人间的温暖和爱’。但她不知道,对我来说,她才是我的天使。当我拐过街角回头看她时,她已经把我的礼物打开了,红色的小桌布映着她的脸,那幅画面之震撼,不亚于世界上任何美景所带给我们的感觉,而这就是生活。”

  刘雨霖希望通过电影把自己对于生活的感悟记录下来,那里面是或悲或喜带着温度的人间气息。而那部《门神》呈现的也是刘雨霖童年的记忆,“我小时候去河南老家,有个年岁和我相仿的小姑娘,她妈妈抛弃他们父女跑了,这个小姑娘总是盼着妈妈回来,大人就告诉她,快过年迎门神的时候,妈妈就回来了,而我忘不了她悲伤的眼神,我之所以拍摄《门神》,是因为这个中国乡村小姑娘的悲伤被大家忽略了;她亲人的悲伤也被大家忽略了。我想把这些流逝的情感、散佚的画面,用电影的方式重新凝聚在一起。”

  刘雨霖说自己拍摄时从来没想过奥斯卡,“获奖时我知道不是我刘雨霖怎样,而是片中那个小姑娘把我带上领奖台的。我拍摄时毫无杂念,当你有好的愿景时,上天会帮你,领奖时我为心中的那个小姑娘高兴。”

  父女

  啰嗦的话不能和刘老师说,

  说两句他就烦

  刘震云老师对于自己作品的被改编有着严苛的标准,首要一点是,导演必须得懂他作品背后的东西,不能把电影简单地理解为1+1=2。刘雨霖能得到父亲许可拍摄《一句顶一万句》,也是因为她对作品的理解让刘震云满意。

  问刘雨霖是否是刘震云的粉丝,刘雨霖痛快地回答:“当然。”她说父亲的每部作品她都看过,其中最喜欢的就是《一句顶一万句》,筹备这部电影时,这本书就是她的枕边书,读了有十几遍。“拍之前你首先要喜欢,得建立和其中人物的情感,其实拍摄压力都在前期准备阶段,最初的压力是我在纽约给刘老师打电话提出这个事时,他能不能让我拍?能不能信任我这个年轻导演?第二个压力是我怎么将小说里的文字用电影语言转化成影像?我一年半以前就开始看景,演员老师很早就体验生活。由于剧本成熟,前期充分准备,所以落实阶段并不难,一切都是水到渠成。刘老师到片场是最闲的,就是张罗晚上喝喝酒,在火边烤烤脚,不说话,他也插不上话,在片场都是我跟主创沟通,他不说话我感觉踏实,说明他认可了,他要是说话,就出大问题了。”

  电影《一句顶一万句》显然让这对父女更加心意相通,分别接受采访时,父女俩不约而同地为对方“戴高帽”,刘震云夸导演虽年轻却将电影拍出了伊朗电影《一次别离》的那种感觉,有中国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乌鸦与麻雀》那样的返璞归真。刘震云给出的评价是“真实的力量非常大,深入的真实力量更大,比他俩更大的是内心深入的真实的力量。”刘雨霖则夸父亲的剧本是非凡的,“有剧本垫底,我在现场就是落实剧本。”

  互相“吹捧”之后,两人又均表示,其实两人平常交流很少,刘震云形容为“君子之交淡如水”,刘雨霖则透露,在她小时候,两人就合作过一首名为《谁也不喜欢谁》的歌,长大了以后,两人虽然心里亲近,联系却不多,刘雨霖说:“啰嗦的话不能和刘老师说,说两句他就烦。我在纽约和妈妈通话多,而刘老师,你要是不给他打电话,他根本不理你,我们也很少微信,每次,他回复加上句号不超过5个字。还有,你不能错,一个标点符号也不能错,更不能有错别字,否则刚一发出去,他的电话就来了,‘老刘,你这个字错了,不能再发生了’,啪,电话挂了。所以,你想让刘老师主动跟你联系,就采取犯错误的方式。”

  刘雨霖说父亲并不是平常看着那样和善,“你事情没办好,他一个电话劈头盖脸训你一顿,容不得你解释就挂了,事后你想,刘老师是对的,他不轻易急,但急了就有道理,这件事我会做,但是没有做好。”

  当导演后有没有觉得自己有点小天分?刘雨霖说只能用三个字来回答“顾不上”,她说拍摄时坐在监视器后面,脑中只有角色,只有如何把剧本里的人物落实到现场,什么紧张不紧张,根本顾不上想,“如果一定说有天分,那就是我能迅速在监视器后面投入到剧中,我觉得愚蠢的导演永远在演导演,永远在影片里告诉观众:‘我是导演,这是我导的片子’。我希望我的电影里没有我的影子,没有摄影机,也没有刘老师编剧的影子,是人物本身在讲述他们的悲欢离合、跌宕起伏。”

  刘雨霖透露自己的下一部电影想改编自刘震云尚未发表的一部作品,但现在还没有得到刘老师的许可。而《一句顶一万句》里的人物会永远放在心里,也许拍完别的电影,她又回归到这部作品中,去拍摄书中的另一段故事,“这部小说可以拍成六部电影,虽然我可能会拍其他作品,但不妨碍《一句顶一万句》里的人物在我心里,他们永远在那里。”

  家庭

  把会的事情一次性做好,

  是刘震云家规之一

  在家里,妈妈是“郭老师”,爸爸是“刘老师”,刘雨霖是“老刘”,刘雨霖说:“从这个称呼就能表现出我们家是相互学习,共同成长,彼此尊重,之所以管我妈妈叫郭老师,是因为如果没有郭老师指导,这家里就运行不下去了。叫我老刘,是因为我为人忠厚。”

  虽然在父亲面前不能出错,但是刘雨霖说,在家里,父亲是“弱势地位”,在生活中不参与意见,“参与也没用,因为他在生活中是生活能力比较低的人,刘老师去纽约看我,我有一天要出去,就把饭菜用保鲜膜盖好,让他饿了用微波炉加热就行,结果,等我回去看到饭菜原封未动,因为他不知道保鲜膜应该怎么打开。还有,餐巾纸那个纸包,他不知道怎么打,对他来说这是世界上最困难的事,所以他这种人在生活中,他也痛苦,我和妈妈也痛苦,所以他就坐享其成就行了,其实我也管得少,主要是妈妈,所以妈妈在我们家是郭老师。”

  别看刘震云会对女儿急,可是在刘雨霖眼中,父亲从来没对母亲急过:“我妈妈当年是北大法律系系花,刘老师来自农村,穿的太破,普通话又不行,说的都是河南话,妈妈参加学校活动去跳舞时,刘老师就拿本书等着,一等就是三四个小时。刘老师每天省下晚饭,一个月下来买了三个鸭梨给我妈妈,这就是刘老师的爱情,那时他们两人出去吃饭都是我妈掏钱。妈妈和爸爸都是有大善和大爱的人,关怀身边的人,我有他们的遗传基因,所以他们给予我的一切,我都要往好的方向利用。”

  把会的事情一次性做好,是刘震云家规之一,所以刘雨霖现在的任务是把她的导演工作认真做好,不犯低级错误,刘震云的态度是,一个事情你要是做着累,牢骚满腹,那就别做,让他欣慰的是女儿做导演真的是享受其中,刘雨霖也说在拍摄时她根本不觉得苦,甚至都不愿意睡觉、吃饭。“我也没孤独过,因为有剧中人物陪伴我,我只是把剧中人物跟我说的话,用电影镜头传达出来。”所以,刘雨霖虽然颜值高,但并未考虑当演员:“人笨就只能干一件事,这辈子做好导演就行,演员又是不同的工种了。”

  刘震云家规的另外一条就是“不着急”,娱乐圈身处浮躁中心,若没有强大定力,很难不受影响,不过刘雨霖却是充满自信:“着急是看你想要什么,着急是得不来的,不能受外界影响,我觉得我踏实,我定力强,是因为我心中有很多好故事,它们足够把我镇定在这,不受外界影响。”

  本版文/本报记者 张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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